2003年的4月，他去了北京实习。刚去不久，非典开始肆虐，北京成为重大疫区之一。时值全国全面紧张之际，交通也受到了监控：（ 。而我刚好生日临近，由于大四课很少，于是我们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的策划着我去北京过生日。后来学校封校了，出入校非常困难（对于我们这种平头学生来说），更是严禁出入省，尤其是出入北京这样的重疫区。于是我们无奈而又带着某种说不清的希望，等待着。
慢慢的，非典得到了控制，警报一级级解除。而当时已到了5月末，临近毕业答辩，于是在外面实习的学生开始往学校赶，只是要被隔离2个星期。
得知他要回来的消息，我自然是欢呼雀跃。那天他是早上到的，而此时的我一般都在呼呼大睡。他到那天，我“挣扎”着爬起来去学校西门口见他（他们在校门口等着直接送他们去隔离地的专车）。走在西门那条路上，我有点紧张，感觉自己是在办一件大事、很与众不同的一件事，因为他是从北京回来的~，我见的是一个从疫区回来的人，视死如归吧：）
远远的，我看见了他，还是那副傻样，眼巴巴的看着我走来的方向。40几天未见，我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，好象我们之间平白无故多了一层纸。校门口的人行道入口处有老师守着，我出不去，他也进不来。于是我们想走到旁边的行车道边上，无奈门卫在一边守着，终于也没有。我们就这样隔着4、5米左右的距离，招手、大声说两句无关紧要的话、傻笑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咫尺天涯吧。然后他说你回去吧，我也觉得这样很尴尬，于是就转头回去了。其实来之前，我心里有一丝觊觎，我想象中的北京应该有很多好吃的，我满以为我们相见时，他会远远的晃着一袋东西，然后我过去取，或者守门的老师帮我带进来。可是，直到我走时，我才彻底的发现，原来他根本就没给我带什么好吃的。我很失望。
他进了隔离的招待所，庆幸的是，可以探视。于是我经常去看他。第一次探视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紧张，高兴的紧张。他很兴奋，使劲握着我的手不放：）我们就这样隔着西工大招待所的铁门，通过铁门上的洞洞握着手，摸摸对方的脸和衣服。旁边的老师一会就开始催了，说是接下来有别人探视。于是我们只好分开了。
自从这次探视成功后，我就经常去。有时候带点吃的，有时候带点喝的。我们仍然经常短信、电话。但是总是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说说话，握握手、还有时间限制，总是让人觉得很别扭、意犹未尽。于是一个星期后，我们都萌生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：“越狱”。直到那天。
那天中午，是一个很熟的老师值班。由于我经常来，他都差不多认识我了，因此也没太注意我俩。当时只有我和他在，而由于时值午休，老师好象也在低头用电脑，于是我俩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先由铁门口转移到大门口的柱子背面，过了一会见老师没注意，于是赶紧就悄悄跑掉了~~。我们走到东方红广场上的椅子上，坐了下来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第一次能好好的坐在一起，毫无顾忌的看着对方、说着话，就好象这是若干年后的一次重逢一样。说累了我们就一起看带出来的一本《青年文摘》。6月的太阳已经够热，我们在椅子上眯了一会就在校园里走动。他不敢碰见老师或者别的熟人，以免引起恐慌嘛，或者到时真出现非典，岂不是要找他算帐？：）后来我们走到校主干道上的椅子上坐了一会。不久2点到了，学生都走这条道去教学区，于是我们就转移了。
逃跑时他穿着招待所里的拖鞋，已经坏了。那时21舍楼下的小店已经风风火火开起来了，于是我们去那个鞋店里买了一双凉鞋，把那双拖鞋扔了：）
当时各系已经有了出入证，学生可以轮流借着出去逛逛，于是我借了一个，他也找李跃武（谢谢~）借了一个，溜了出去。我们出去好象还吃了大盘鸡：） 因为出入证别人还要用，我的是用包包着递给校门内的同学的，就通过南门口那些空洞~~
……
完了~
本来是只想写“越狱”那节，觉得挺刺激，可一写就稀里糊涂写了这么多，“越狱”也写的不刺激，大家就将就一下吧~~我留在这，等老了看看~因为我记性不好，怕忘了~